中信月刊

姜寶陞

美國著名的歷史學者房龍（Hendrik Willem van Loon，1882∼1944）曾說：「在西方世界，每一個人在其一生當中，都會被問及：『論到耶穌基督，你的意見如何？』」可見耶穌基督在人類歷史的進程裏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力。

耶穌，是上帝所賜給人類的無價之寶，因為祂就是上帝的化身；依照聖經上的語法，就是「道成了肉身（約翰一書四章2節）」「道」這個字，在聖經的希臘原文裏的意思是「話語」。既是話語，表示其背後是存在一位有思想、有理性、有靈性的實體。中古時代的經院哲學之父安瑟倫（Anselm，1033∼1109）指出：人類都會共同擁有一個最大、最完全的存在之觀念；此觀念的存在被證明一定有一位上帝，此乃安瑟倫的本體論（Ontology）。

無與倫比的影響

在中華古文化裏，也蘊含了對「天、道」的敬畏與追尋。特別是先秦典籍，都指出「天」是有思想、有意志、有道德的天。例如：詩經——「上帝板板，下民卒癉」（按：板板即避遠也）：失去了上帝的同在，老百姓便會遭受病痛患難。「下民之孽， 非降自天。」：上天是至善的。

尚書——「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」：有道德的天，執行賞罰。「天道福善而禍淫。」：天道賜福善人而降禍惡人。周易——「天造草昧」：有一位造物主顯然是被肯定的。

然而可惜得很，古中華敬天的思想，到了孔子時代，已逐漸式微；正如新儒學大師牟宗三先生所言：「中華文化，到了孔子以後，已轉變成倫理道德的走向，把天的位格輕鬆化了。」（此處僅引大意）故此，天道既已式微，那麼人道人倫當然也跟著衰退。這種道理很簡單，若沒有了終極價值，缺少了永恆不變的真理，人類極易陷入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」的情境。故此，我們的文化土壤，更需要耶穌神性光輝的照耀與引導。

聖經上明確的宣示：耶穌基督就是上帝！（希伯來書一章3節）因為祂為了救贖人類，甘心捨命流血，在十字架上受難，使我們與神和好（歌羅西書一章20∼22節）；祂為了向人類做最直接的啟示，進入人類時空，住在我們中間（約翰福音一章14節），因著耶穌的降世，祂使人類擁有了共同的紀元（西元）；因著祂的受難，十字架刑具，變成了拯救和愛的標記；因著祂到來，人類在政治、文化、音樂、藝術、獄政、文學、戲劇、建築⋯⋯⋯諸多領域上，都產生了無與倫比深遠而又長久的影響。

自我宣告的事實

走筆至此，余欲更具體的指出：耶穌所以成為人類史上的無價之寶，除了上述所論及的諸項要點外，更重要的是祂在公共場合曾多次宣告自己神性的身分，這是古今中外許多大思想家、宗教家、哲學家所未曾說過的；如是的宣告，叫作「偉大的自承」。不要以為自承是容易的，其實只要我們回顧耶穌當年在羅馬帝國時代，所面對的處境與敵對勢力，便能對其在公眾場合，一再宣告的自承，產生由衷的嘆服。例如：

「我與父（神）原為一。」（約翰福音十章30節）、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；若不藉著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。」（約翰福音十四章6節）、「⋯⋯人看見了我，就是看見了父（神）」（約翰福音十四章9節下）、「你們中間有誰能指證我有罪呢？」（約翰福音八章46節）、「⋯⋯還沒有亞伯拉罕，就有了我。」（約翰福音八章58節）亞伯拉罕比耶穌早出生兩千年，可見耶穌具有先存性（pre-existence）。

基於耶穌基督這些偉大的自承（自我宣告），從邏輯學上來說，只有三種可能性：其一為謊言；其二為患了精神妄想症；其三則必定為事實。就此三點，略作分析：

關於謊言方面：我們要曉得，一個人所以要說謊，無非是要保護自己或群體的利益；或是為了某人的隱私；但是耶穌一生為天國福音奔走，居無定處，最後束手就擒，被釘在十字架上；如此謊言所為何來？關於精神妄想症：這樣的論調只要看馬太福音五章一節到七章廿九節的「登山寶訓」，就可明瞭一切。一個患了妄想症的人，怎麼可能說出如此清新、極具哲思又富崇高道德理念的話語！故此，綜觀耶穌所說、所做的事情，便可以推理出一個極其自然的結論，就是祂所宣告自承的神性身分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

閃耀的無價瑰寶

耶穌基督是神性與人性集於一身；祂具有完美之人性，才能成為人類的代表，體恤人性的軟弱；又因為祂具有完全的神性，才能夠救贖我們到底。由於祂的降生，世界就有了標準與方向。西方福音派神學大師薛華（Francis Schaeffer，1912∼1984）曾言簡意賅的指出：「因為耶穌基督的降世，便帶來了絕對。」然而遺憾的是，以法國傅科（Michel Foucault，1926∼1984）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，卻要把一切既有的大理論解構；當然包括聖經中的「宏大故事」（Grand Narratives）。試想：當人類面對的是一個沒有絕對標準、沒有絕對真理、沒有絕對價值，美其名為多元的時代，其實是一個使人心靈變得更虛無、更空寂的時代。